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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陌生感的抗日宣传画

作者:李公明 来源:东方早报 更新时间:2015年09月08日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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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彦涵于1940年创作的套色木刻版画《保卫家乡》

  抗日宣传画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美术中最具有时代特征和重要的政治叙事意义的作品门类,但是在美术史层面上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常被忽视的问题。

  比如,在有些出版物中,几乎所有以抗战为题材的美术作品都有可能统称为“抗日宣传画”,而对于“宣传画”这一绘画种类的定义与在各类出版物中所称的“宣传画”之间存在的差异,还缺乏符合当时的艺术生产与传播语境的阐释。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个习惯的指称,实际上并不利于对抗日美术的题材与绘画种类之间的特征差异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关于“宣传画”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宣传画,一种通常把设计图像与文字结合在一起的、印制在纸上并大量生产的艺术样式,用于展示在墙壁和招贴板上等公共场所。”(The Dictionary of Art,vol.25,p.345,edited by Jane Turner,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1996 )如果由此来看,抗日题材的木刻、漫画、壁画、连环图等均不应笼统称为“抗日宣传画”。本文所举例分析的作品,也都属于比较典型的宣传画样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抗日美术作品在绘制与传播语境中的特殊性,那就是这些作品的目的、功能和对象等常有高度重合的现象,从作品的具体传播语境和审美效果来看,不同种类的美术作品常常发挥着与严格意义上的宣传画同样的功能。而且还必须看到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处的艰难环境,小幅的木刻和村头墙壁的壁画等形式同样起着宣传抗战的作用。因此,必须承认过于机械的区分不仅会变得牵强,而且会忽视了“宣传画”这个概念对于实际上的宣传功能的强调。另外也应该注意的是,也有些抗战美术出版物出现相反的情况,即较少出现“抗日宣传画”的概念和相关作品,使抗战美术中的宣传画创作的面貌难以呈现。

  应该说,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抗日美术宣传活动是非常活跃和持久的,产生了一大批极为优秀的宣传抗日的美术作品,是抗战美术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创作的这些作品基本上是以木刻为主要种类,加上壁画、报刊、宣传单等种类,严格意义上的宣传画相对比较少。图1 是彦涵于1940年创作的套色木刻版画《保卫家乡》,形象突出,主题鲜明,具有浓郁的民间美术特色。图2 是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部于1943年印发的宣传画《拥政爱民公约之一》,主题是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普及宣传的特色。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抗日宣传画的作者队伍、传播地区和艺术特征等方面,谈延安边区、抗战初期国统区的政治部第三厅、八路军、新四军等方面的情况较多,而相对忽视的是国民政府的其他宣传机构以及美国等盟国创作的抗日宣传画。

  结果是在近年来的网络上出现了诸如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等机构创作的抗日宣传画的时候,所产生的陌生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图3是抗战初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引发的《誓与国土共存亡》,我认为这是一幅非常优秀的、有代表性意义的中国抗日宣传画。一位头戴钢盔、高大魁梧的中国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跃出战壕,脚下就是我们的长城,红与黑的强烈对比渲染了英勇悲壮的氛围,至今看来仍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图4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印制的宣传画《军民合作,保卫华南》,是配合抗战局面的发展而创作的战役动员宣传画,画面上的正规军士兵与民兵持枪并肩站立,同仇敌忾,背后是中国地图的华南区域。但是,长期以来这些作品未能进入研究视野和出版物之中,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过去的抗日宣传画研究与流传受到抗战研究的意识形态干预,从而产生比较片面的抗战艺术史图谱。

  当然,还有更多的艺术史与图史互证的问题意识有待深入挖掘,其目的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使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美术成为严谨的现代美术史学科中的重要论题;二是使抗日宣传画研究成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

  关于在各类抗日宣传画的出版物中都提到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中有工作报告及关于抗敌宣传工作概况等记载,可知关于抗敌美术宣传,有连环画性质的壁报,还有招贴画、抗战地图、连环画小册子、布画及布标语等种类;在“美术宣传日”中有街头漫画展览、抗战连环图画展览、抗战漫画标语印刷品展览、正气歌图像展览、大幅布画展览、抗战摄影展览等活动(参见上书第43、51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从中可见在这部分“抗日宣传”活动中,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宣传画艺术并非主流,但是所有这些作品种类和展示形式又都具有明确的宣传功能。由于在抗战初期的武汉抗日宣传工作的巨大影响,上述这些抗日美术的创作种类和宣传模式对日后的抗日美术创作有着较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在抗日宣传画中,鼓舞我国军民的抗战士气是很重要的题材,由“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印制发行的宣传画《我愈战愈强,敌愈战愈弱》(图5 )就是其中一幅优秀作品。画面上的中国士兵头戴钢盔,形象坚定而威严,背后是我方的飞机和工业设施;画面下方则是在火焰中举起双手和负伤的日寇,非常鲜明地传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李可染在1938年创作的宣传画《把敌人打得焦头烂额》描绘了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瘸着一条伤退的日本兵,全黑色的背景上方写着三行白色的大字:“你看敌人已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精疲力竭了,只要我们更加努力抗战,一定会把日本强盗赶出去的。”文字说明与画面紧密结合,非常朴素有力。

  李可染先生在抗战时期持续地坚持创作了大量抗日宣传画,他自1931年到1942年共绘制了300余幅抗日宣传画,而且在宣传画创作的艺术水平上取得较高成就,值得深入研究。他画的《无辜者的血》和《侵略者的炸弹》等控诉侵略者罪恶的作品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他特别擅长塑造人物形象。从艺术角度来看,李可染创作的抗战宣传画非常符合宣传画的艺术特征:“一般带有醒目的、号召性的、激情的文字标题,又名招贴画。其特点是形象醒目,主题突出,风格明快,富有感召力。”(《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Ⅱ》,第94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2月)图6是他创作的宣传画《纪念“九一八”,打回老家去!》(1938年),画面上一位身穿白衣白裤、表情愤怒的中国老百姓紧握步枪,叉开双腿的站姿有一股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他的身后也是一群紧握武器的老百姓。这幅作品或许是表达民众的抗日决心和牺牲精神最优秀之作。在此之前,油画家汪占非在徐州看到李可染的抗日宣传画很受感染,他说:“当我第一遍看这些画面时,我不由得骤然一惊,被极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所冲击。”所言极是。

  除抗敌宣传的题材外,李可染还利用所学的科学技术知识,画了许多军事防空知识的宣传画,介绍飞机的构造、功能, 怎样防空袭防毒气等,举办了“航空救国”展览,展出作品40余幅。关于防空袭的宣传画,在网上流传一幅题为“空袭不用怕,只要有防备”的作品,印制单位为“航空委员会总政训处”。这幅反映抗战时期防空袭的科普宣传画,很自然会使人想起1941年6月5日,日军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市内一个主要防空洞因缺氧造成互相践踏、数千人死亡的大惨案。

  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宣传画也应该成为我们的抗日宣传画研究的一部分。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美国推行援助中国的政策;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中美正式成为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盟友。美国宣传画《支援中国》的画面上,一位负伤的中国士兵荷枪在肩,表情愤怒而又异常坚毅;他的背后是怀抱婴儿的中国母亲,表情凝结着悲伤与愤怒;以黑白色彩为主的人物形象与背后的橙黄与红色火焰形成强烈对比,画面顶端“支援中国”的标语非常鲜明。应该说,这幅作品非常强烈地传达出对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的钦佩和同仇敌忾的决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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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抗日 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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